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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变法到底是哪一环节出了问题?为何会背

时间:2020-09-19 19:23  作者:小幂  来源:

王安石为何会背负骂名你知道吗?不知道没关系,趣历史小编告诉你。

《周易·系辞》中说道"一合一辟谓之变。"门的开开合合是变化,月的阴晴圆缺是变化,海的潮起潮落也是变化。穷则变,变则通,从理论上说,懂得变通会让事情出现转机,然而一旦牵涉政治,那就得另当别论了。

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变法或改革,从战国时的吴起变法,至清末的戊戌变法,虽鲜有成功,但没有哪一次变法像王安石变法那样背负上了"亡国"的骂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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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安石乱天下",果真如此?

王安石变法始于熙宁二年,终于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,又称"熙宁变法"。该变法以发展生产、富国强兵,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,以"理财"、"整军"为中心,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社会、文化各个方面。算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,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。

据史料记载,在变法当年,慈圣、宣仁二位太后泪流满目,对着宋神宗哭诉:"安石乱天下"。于是,这位应该算是整个宋代最有改革干劲的皇帝宋神宗,开始犹豫了,因此王安石变法在神宗期间并未得到较高的赞誉。

王安石得到的最高赞誉,是宋徽宗在位期间,那时候,各地起义接连不断,其中包括最著名的梁山好汉起义。这个时候,王安石变法早已被其继任者、反对者、曾经的朋友——司马光彻底推翻,但宋徽宗还是肯定了王安石变法所做的改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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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惜好景不长,宋徽宗的儿子宋钦宗继位,在位后不久,便再一次推翻了王安石,于是,此后的第二年,北宋灭亡。"安石乱天下"此时似乎得到了印证。

那么,王安石究竟做了什么?

王安石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从今天的角度来看,是值得肯定的,比如——青苗法。他用现在主流的金融手段——借贷,来支持农业的发展。后世对青苗法的争论较为激烈,到了南宋甚至有许多人对它做出尖锐批评。

当时北宋的官方利息是每半年20%~30%,一年的利息就是40%~60%,乍一看,利息的确偏高。但是,当时民间借贷的利息是100%~300%,是官方借贷的好几倍。

这样看来,青苗法应当得到支持才对,为何却落得这样一个评价?这是因为有些地方官员会强制农民借贷,而我国古代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,农民们不愿意冒险,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。再加上后来官方借贷利息的提高,并没有帮助到农民有本金发展农业生产。

表面是"三冗"造成北宋颓败,实际上是农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

造成这种结果并非王安石的本意,他的本意是想通过官方借贷来抵制民间借贷,一方面可以充实国库;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农民负担。只是在那时的社会制度之下,每个人都想从社会运作中分一杯羹,所以官府借贷出现之前,民间借贷才如此"繁荣"。

而王安石通过官方借贷抑制民间借贷,触动了当时地主阶级的利益,青苗法受到地主阶级的阻挠,进而压迫农民,百姓哀鸿遍野,王安石只得背上了千夫所指的骂名。

前面我们分析过,王安石是想削减地主的利益,"还富于民、还富于国"。但是他却忘了,皇帝才是当时最大的地主,是王安石变法的最大阻力,他想改变农民的现状,就必须迈过皇帝这座"大山",但是这在古代是不可能的。

日渐腐烂的根无法挖去,无论做什么,都是徒劳的,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症结就在这里。宋神宗或许也已发现,但是那又能怎样呢?因为他就是腐烂的"其中一环",他无力改变现状,更不能亲手推翻自己。

现如今我们提起北宋,更倾向于用"三冗"描述当时的社会背景,其实此言差矣!"三冗"只是表面的东西,虽说"冗兵"、"冗官"、"冗费"增加了国库的支出,但是若国库充盈,北宋可以负担得起。况且"三冗"在某种程度上也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吃饭和就业问题。

只有农业才是国家之本,所有的问题,最后都会归结为"田",要想解决农民的问题,就要减轻农民负担、发展生产。因此,王安石变法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当中,地主阶级不愿意削减自身利益,农民没钱种地,变法如何谈得上成功?国家如何繁荣安定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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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此之外,王安石变法还牵扯到了严重的党派竞争问题。

党派斗争动摇国家根基

王安石变法开始之后,参加变法的官员被称作"新党",不参加变法的官员是"旧党",这在客观上已经破坏了北宋的政治生态平衡。在此之前,也有党派之间的争斗,但也都围绕着一条共识展开:不管哪一派当权,都不能打击报复,要容忍反对的声音,但是王安石所代表的"新党"破坏了这个规矩。

在宋神宗的支持下,王安石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统统赶出京城,这并不是王安石的道德问题,而是出于民族大义的考量。他首先效忠的是这个国家,其次才是这个政权。但并不能保证所有人都像他一样"先天下之忧而忧",新党处处针对旧党是为了保证变法能够落实,但是旧党往往是出于报复心理,在重回高位后,又将新党统统赶出京城。两派斗争乐此不疲,将北宋内部搅得乌烟瘴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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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争在此后的政权中愈演愈烈,终于成为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。新旧两党,有很显著的差别,新党注重办事效率;而旧党看重道德、爱说空话、假话;新党比较听皇帝的话,而旧党爱批评皇帝,颇有"倚老卖老"之势。

这其实是由新旧两党的背景造成的差异,新党只是依靠王安石,才逐步走入政治舞台,是政治新秀;而旧党却已存在千年,势力根深蒂固,不可撼动,已有大片土地在握,属于既得利益者。

那么新旧两党的分歧为何这么大呢?当然是因为新党的变法政策触动了旧党的利益,所以才会极力反对。但是从皇帝的角度来看,新党作为新秀,势力不大,易于控制,因此有了上文提到的一幕:在宋徽宗年间,他重用新党,肯定王安石变法的功劳,但俨然已无用。

因此,王安石变法,无论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来看,还是思想建设角度来思考,都无益于北宋王朝的发展。前者无法撼动根本,终是无用;后者开启了激烈党争的先河,使文官作为行政主力日渐腐朽,最终烂到了骨头里。

但是,王安石这个人是"幸福"的。

《庄子》中曾说,列子达到物我两合一的状态才是终极幸福之所在。所以王安石是幸福的,因为他不管得罪了多少人,如苏轼因他葬送了一生的仕途,被贬多次郁郁而终;司马光与他从好友知己到头号反对者。到后来,王安石甚至背负上了"亡国"、"乱天下"的骂名,但不论改革阻力有多大,批评者的声音有多尖锐,王安石依然能不忘初心,在巨大的时代洪流中逆流而上。

王安石是心怀巨大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,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,绝非以个人利益得失作为改革的基点,这在本质上就与后来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。

从实现人生理想这一点来说,他比绝大多数"一生襟报未曾开"的仁人志士幸运。王安石有机会,他的改革从后世角度来看是成功的,这大概就是"生命力"。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,王安石的变法又显出了巨大的局限性。他性格上的执拗以及无法真正撼动社会本质的政策,从根本上决定了"变法"之路,道阻且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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